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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19.第2期)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等  发布日期:201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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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专利法修改拟规定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可赔500万元
  稿源: 新华社  2018-12-23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消息,2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增加如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等规定,同时修改现行专利法一系列条款,加强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多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但专利权保护效果与专利权人的期待仍有差距,专利维权存在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跨区域侵权、网络侵权现象增多,滥用专利权现象时有发生。
  草案提出,加大对侵犯专利权的赔偿力度。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权利人受到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倍数计算的数额1-5倍内确定赔偿数额。难以计算赔偿数额的情况下,将法院可以酌情确定的赔偿额从现行专利法规定的1万元到100万元,提高为10万元到500万元。
  为完善举证责任,草案规定,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侵权人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可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在充分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同时,草案增加规定,完善专利行政执法,提升专利保护效果和效率。草案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侵犯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合并处理;对跨区域侵犯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请求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草案还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侵权的连带责任,明确了诚实信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给扩大进口算算账(经济热点)
  发布时间:2018-12-24   |  来源:人民日报  |  作者:杜海涛等
  11月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额最终定格在578.3亿美元,这不仅让全球看到中国扩大进口的行动和决心,也让各国企业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和红利。今年以来,在已然不小的基数上,我国进口再次跑出加速度——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1.9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4%。
  进口领域的这些变化,引来不少关注和讨论。有人说,进口是花钱,出口才是赚钱,所以出口比进口好,这种观点对不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势头上升,在此背景下,我国为什么要主动扩大进口?国内消费持续升级,未来商品进口将呈现哪些趋势?扩大进口应当从哪些方面发力?近日,本报记者深入走访了部分消费者、企业和业内专家,给扩大进口算算账,也给上述问题寻找答案。
  扩大进口为哪般?
  ●主动扩大进口,就是要充分发挥进口的重要作用,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主动扩大进口,既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作为,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措施,还是实现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我经常来逛这家超市,主要是看中里面的进口商品种类丰富。”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SKP购物中心的BHG(北京华联)精品超市内,消费者李鑫对记者说。在他的购物车里,进口大米、啤酒、葡萄酒、洗发水、牙膏甚至拖鞋,堆得满满当当。
  记者在这家超市发现,专门选购进口商品的消费者真不少,在超市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不仅是超市,SKP购物中心其他进口商品同样受到追捧。作为我国进口商品最集中的高端商场,北京SKP拥有全球1000多个国际著名品牌。2017年度,北京SKP销售额高达125亿元,位列全球同业第二,仅次于伦敦哈罗德百货,进口商品的火爆可见一斑。
  近年来,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并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中国货物进口额为1.84万亿美元,是2002年即加入WTO后第一年的6.2倍;服务进口4676亿美元、逆差2395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10.1倍和798.3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和服务贸易进口国,货物和服务年进口值均占全球1/10左右。
  进口大步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人的观念没转过来:我们以前一直强调出口的重要性,提出打造出口强国,现在为什么要主动扩大进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进口作用的理解也不断加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东艳认为,主动扩大进口,就是要在改革开放40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进口的重要作用,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主动扩大进口,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作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多样性日益增长。近10年来,我国居民境外消费年增长率均达到两位数。通过合理扩大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进口,有利于丰富国内消费选择,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
  “在我眼里,进口商品为消费增加了新选择。”李鑫说,前几年买东西,对个性化要求并不是特别高。比如买洗发水,以前是洗得干净、香味合适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他更看重洗发水的功能,包括防脱发、防头屑等。“国内的产品不一定都能满足我的这些需求,自然而然就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国外商品。”李鑫说。
  ——主动扩大进口,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措施。
  鼎德华夏农业科技集团是国内一家深耕智慧农业的企业,今年从以色列进口智能灌溉生产设备。跟使用国产设备相比,生产成本节省15%—20%,产量提高10%—15%,一年就能节约750万元。“这笔买卖相当划算。”集团董事长魏刚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还能提升工人的技术水平以及企业对客户服务的水平,增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结构合理、规模适度的进口,对于改善国内生产要素供给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通过进口优质产品,能倒逼我国企业降低成本、改进工艺、创新技术,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主动扩大进口,是实现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追求的是平等互利的双赢、多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中国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积极主动扩大进口,能够把中国的发展成果和红利更多惠及全球。这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和改善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再进一步看,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更是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和平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体现。
  进口什么受欢迎?
  ●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国内消费者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明显呈现“从功能性刚需、补充性消费向全品类需求、日常性消费转变”的趋势
  “有了跨境电商,买进口商品更方便了。”上海浦东新区某金融企业员工李涵经常购买进口商品,其中多数是买给6岁儿子的日用品和零食。对于这几年国内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的变化,李涵感触很深。
  6年前,李涵儿子刚出生,买奶粉成了一件麻烦事。“只要有身边的同事出国,就要请别人帮忙带。先不说能不能买得到,由于奶粉罐占用空间大、重量也不轻,每次开口求别人时,我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迸发,国内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水涨船高。相比之下,进口商品的供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短板”状态。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两年,得益于我国主动扩大进口工作深入推进,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
  中国国际商会、德勤中国研究中心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6年,消费品进口品种更加丰富。商品品类覆盖母婴、美妆、家居、个护、保健、数码、运动户外、服饰等领域。
  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让世界各国企业看到中国大市场的新机遇。国外品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消费市场未来更需要哪些品类的商品?
  “进口商品趋势和国内消费升级紧密相关。”网易考拉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说,从网易考拉成交数据看,中国消费者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明显呈现“从功能性刚需、补充性消费向全品类需求、日常性消费转变”的趋势。进口商品的消费热点品类,集中在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信息消费等领域。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日化品和母婴类的奶粉进口是促使进口消费品增长的两大重要品类,分别增长48.6%和40.4%。而食品中的肉类商品、电子电器为主的家庭设备类商品,则分别出现3.8%和23.4%的负增长。
  “各品类商品进口额和增速的差异,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之变。”中国国际商会的专家认为,二孩家庭、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互联网浪潮下的新商业模式等,都成为影响中国进口消费品的因素。
  从购买意愿看,食品、母婴、化妆品、钟表眼镜和珠宝首饰是消费者未来最有意愿增加购买的品类。消费者的观念逐渐从“洋货就是好货”转向围绕安全、原料、品质、设计等多方面因素来选择进口消费品。
  从细分品类看,食品类的水产海鲜和保健品,服装类的运动鞋,母婴类的婴幼儿奶粉和辅食,电子电器类的摄影器材、电动牙刷和家用清洁机器人,钟表类的手表等,在进口市场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进口渠道看,随着支持力度加大,中国跨境电商多种资源与平台优势逐渐显现,海外品牌与零售商已将跨境电商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战略路径,希望更快地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
  “跨境电商为许多国外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机遇。”天猫进出口事业部政务顾问李淼说,日本某医学美容品牌在2013年尝试通过线下专柜的形式进驻中国市场,但一直未果。2017年2月,该品牌通过天猫国际进入中国,迅速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通过一般贸易的传统流程引入商品大约需12个月,且需投入大量前期注册、门店、广告等费用,而通过跨境电商开展业务只需要3至6个月,为快速进入市场和降低成本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更好进口还缺啥?
  ●推动国外品牌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还要打掉不少“拦路虎”。
  ●要帮助企业降低物流、用工等成本,破解进口货的“时差问题”,让国际最新、最潮的优质商品第一时间走进千家万户
  11月底,在重庆国际邮件互换局铁路口岸中心内,装载着德国邮包的集装箱打开,经海关查验通关后将被送到收件人手中,标志着中欧班列邮件进口完成成功测试。货运班列运邮的性价比更高,常态化运行后不仅给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渠道,也为国内消费者购买国外商品提供了新的寄递方式。
  中国在扩大进口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经过连续多次自主调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由去年的9.8%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将使中国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于年底前在去年基础上再压减1/3,到2021年底进口整体通关时间比2017年压缩一半。
  扩大进口,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推动国外品牌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还要打掉不少“拦路虎”。
  记者发现,解决进口商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市不同步的“时差问题”,是众多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期盼。“国内国外对于商品的监管标准和规定差别很大,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不便。”同仁堂国际电商事业部副总裁王印卿说,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保健品、奶粉等国内监管相对严格的商品,一般注册时间可能需要2至3年,很多产品难以在第一时间进入中国。
  “去年底,我国对唇膏、香水等187项进口消费品大幅度降低关税,可是,国内市场上相关商品的价格迟迟未做调整。”北京某互联网公司职员任红很困惑。对此,某化妆品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国际公司的定价策略往往都是一年一定或几年一定,很难根据关税等情况作出即时调整。进口商品的价格还受店面租金、库存、汇率、人工成本等诸多因素影响,这很可能使消费者短期内对降税红利几乎“无感”。
  业内人士建议,跨国公司应实行全球统一定价策略,更加重视中国市场;同时,国内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出台措施,帮助企业降低物流、用工等成本,让国际最新、最潮的优质商品第一时间走进千家万户。
  杭州海仓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陈强告诉记者,“海外建仓”可以有效降低跨境电商成本、提高运输配送效率,但也经常面临国外法律法规和国内不一致的问题,有时还会遭遇一些无法解决的审批难题,“这给物流企业的跨境经营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
  “我们的市场潜力很大,但也要帮助国外品牌打消更多顾虑。”某跨境电商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说,对于中国市场,一些国外品牌既有冲动又有疑问:诱人的市场蛋糕,吸引着他们前来布局;但是对政策和市场的不了解,也让某些品牌因担心经营风险而犹豫。“国内企业应致力于如何进一步做好渠道,帮助更多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信任和品质,也是企业多次向记者提及的关键词。“品质是进口商品的关注点,信任是进口商品的生命线。”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总经理柴志恒说,应建立起一个产品追溯和跟踪体系,将产品的原产国、装运港、进口口岸、保税仓以及海关申报、检验检疫申报等全链路的物流和监管等商品信息全部汇集起来,保证整个进口环节阳光化、透明化。
  “主动扩大进口,口岸监管部门责无旁贷。”杭州海关表示,未来会全力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全球电子商务平台(eWTP)建设,并在海关领域探索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促进海关在政府监管、技术标准、知识产权、贸易方式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化管理水平,用大数据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效率,促进贸易便利。
  “相信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中国扩大进口将会取得更大进展,更多国外品牌和国外商品将高效地进入中国,进一步丰富国内消费者的购物车。”东艳说。
  记者 杜海涛 王 珂 林丽鹂 罗珊珊 制图:郭 祥 蔡华伟

  3. 以扩大高水平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尤其是对外开放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困境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复苏的进程充满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涌起,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放慢;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正在困惑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投资经贸规则正面临重构,多边主义体制遭受挑战,少数发达国家发起的单边主义贸易摩擦增多,世界经济和全球经贸体制正在发生分歧和分化。
  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外部环境的这些新变化,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短期内我国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干扰,对此,要保持高度清醒和战略定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充满自信地看到,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对我国加快构建新时代全面开放格局、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提出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更好彰显中国智慧等带来新机遇和新动力。事实证明,中国的成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无论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必将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应对任何外部的挑战。
  新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理念,推动对外开放战略紧紧围绕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国梦目标,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立高层次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二是加快开放倒逼改革,推动从制造业开放为主迈向服务业开放为主的新阶段,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三是实施双向投资强国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四是实施国际贸易强国战略,推动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升级转型;五是加快从政策性优惠开放到公平开放、主动开放、双向开放,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平竞争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六是积极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顺应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和法制化趋势,在新一轮开放中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权衡,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4. 香港发力“一带一路”建设 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香港12月22日记者 李滨彬
  在“一带一路”机遇下,香港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国际金融、贸易及物流中心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发挥“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作用,发力打造“一带一路”融资中心和专业服务枢纽,助推内地和香港企业并船出海。
  特区政府多方面落实“一带一路”建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18年施政报告中表示,香港已确立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和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平台。特区政府制订了“一带一路”的策略重点,继续推动与内地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及地区的协作。
  今年6月,首次“一带一路”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为香港与内地相关部委就“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独有和直接的沟通机制,推动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向外发展的中心,并加强项目对接和合作。
  2月,香港特区政府和“一带一路”总商会在北京举办“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共拓‘一带一路’策略机遇”论坛,推动香港和内地企业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在这之后,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与国务院国资委合作,先后几次接待几十家央企访问香港。
  香港各界和内地企业加强合作,共拓“一带一路”机遇。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香港必须与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有关企业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互相了解,并船出海。
  香港打造“一带一路”融资枢纽和专业服务枢纽
  “香港快速上升成为中国跨境并购百强交易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香港2018年比2017年在百强交易中的数量增加了14笔。”中国并购公会轮值主席胡章宏说,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包括法律和政治、税务、金融及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风险,而香港正是中资企业管理这些风险的中心。
  此前全程参与了华泰证券首次海外并购的达维香港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黄逸宇认为,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是英资所或美资所,这些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法律尽职调查和法律意见书,在国际资本市场、外资投行和监管部门都有高度认可。
  胡章宏认为,香港在发债、上市、贷款和风投等融资方面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势,能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企业甚至政府集资和融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又可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资产分配工具。
  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赴港上市至今,香港资本市场一直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平台。目前,在超过2200间在港上市的企业中,内地企业市值占香港证券市场市值超六成。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基建项目融资中心、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及专业服务枢纽和法律服务及争议解决的中心。香港资本市场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缓解投资风险的方案,可以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商业吸引力。
  中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开拓“一带一路”重点领域
  利用香港“走出去”,驻港中资企业引领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中国银行在港经营超过百年,目前实施集团重组战略,把中银在香港的管理、服务和金融产品等优势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提升中国银行区域及全球服务能力。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中银香港总裁高迎欣介绍,近年来,中银香港完成了“一带一路”区域内电信、基建等多个行业的重点项目,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外,香港发挥金融综合优势,建立多支专项投资基金。高迎欣介绍,华润金融携手华润电力、水泥 、置地、五丰等发起专项私募股权基金,充分撬动第三方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散风险,实现金融业务整体创新发展。
  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金融子公司,通过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与沿线有关国家合作设立直接投资基金等方式,累计为海内外“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约150亿美元。
  侧重港口和工业园区的投资和建设,是香港中资企业“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亮点。总部位于香港的招商局投资了吉布提自贸区和中百工业园,招商局董事长李建红说,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这为招商局港口航运业务和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较多的产业资源。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在促进基建投融资等方面独具优势,将继续成为海外企业投资内地“引进来”的窗口,也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跳板。

  5. 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学习《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在全党全国上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了。2013年秋,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落地之处呈现出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面貌,结出累累硕果。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谈“一带一路”》收入的42篇重要文稿,深刻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重大问题,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创造性开启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贡献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生动详实记录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首倡“一带一路”。本书的开卷篇,是201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从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开辟丝绸之路讲起,用“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总结历史经验、讲述中外交往故事的过程中,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呈现在世人眼前:“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论述,让人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大战略。此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世人进一步传递出明确信号,中国正实实在在推进新的开放战略。同年11月,“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年6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阿拉伯国家身处共建“一带一路”交汇地带,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伙伴。习近平同志在这样一个场合,首次正式使用“一带一路”的提法,并首次对丝绸之路精神和“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坚持的原则作出系统阐述。从此,“一带一路”建设,一个新的倡议,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一项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广泛凝聚共识。“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要付诸实施,必须获得各方认同,达成广泛共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习近平同志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同有关各方坦诚深入地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广泛凝聚共识。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在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我国专门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在访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访问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访问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时,习近平同志发表演讲和文章,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介绍和共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谈“一带一路”》收入的文稿,很多是从这些场合的重要讲话中节选出来的。有的从历史出发,从古丝绸之路讲起;有的从全球化角度切入,就国际形势、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展开;有的通过讲故事讲道理,解疑释惑;有的则直面时代之问,回应世人关切,这些文稿真实记录了习近平同志为广泛凝聚共识付出的艰辛努力。
  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一带一路”从一个倡议,到一个重大战略,到凝聚高度共识的行动方案和实际举措,每一步都凝结着习近平同志的智慧和心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不久,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早确定时间表、路线图。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这一年,习近平同志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提出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经济走廊为依托、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以人文交流为纽带的合作建议,指明了 “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和路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合作阶段。
  2015年,针对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的疑虑,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在访问美国和英国期间的演讲中,反复阐述“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性,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解。这一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结合全会精神从开放发展的角度阐述“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
  2016年,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告成立。习近平同志出席开业仪式,并在致辞中阐述了亚投行成立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重大意义。在这一年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对推进思想统一、规划落实、统筹协调、关键项目落地、金融创新、民心相通、舆论宣传、安全保障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问题和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举行,一百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这既是对“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检视,也是进一步凝聚共识的再出发。本书收入的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的四篇文稿,全面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果,并对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出新的建议。
  党的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大会报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大会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后,着眼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场合,对于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作了大量论述。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的每一篇文稿,都体现着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智慧、心血和巨大勇气。
  二、深入阐述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赋予古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角度,深刻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谋划的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一项大战略。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对接,有利于带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内生性要求,也有助于带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办好“一带一路”建设这件大事,让周边国家搭上我国发展的快车,有利于我们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一带一路”开创新型合作模式,是一条互利共赢之路。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经是“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却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加快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优势明显,互补性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串联起来、并联起来,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习近平同志指出: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一带一路”建设以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是一种新型合作模式,是一条互利共赢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向国际社会阐释我们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稿中,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面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三、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完善合作框架,勾画发展蓝图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五年来,围绕这一核心内容,习近平同志作了大量阐述,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框架,描绘蓝图。《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论述最多的,就是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不断深化政策沟通。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通过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协调、规划对接的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普遍愿望。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要促进各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
  在《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对我国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同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国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多个发展战略规划的对接,对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以及统筹陆海两大方向,在同各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构建陆上经济合作走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的规划,都有论述。
  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加强设施联通。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要扎扎实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六大经济走廊框架,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完善跨区域物流网建设。
  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我们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贸易畅通。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习近平同志指出: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二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习近平谈“一带一路”》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指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扩大资金融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建设资金。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习近平同志以创新思维倡议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设立亚投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五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不断扩大。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促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对于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更多亚洲国家地方省区市建立合作关系,发展丝绸之路特色旅游,互派留学生、专家学者到各国学习交流等,都作了深入探讨和论述。
  四、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丝路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建设“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需要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一起努力,合作好、发展好、分享好。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推进这项造福中国人民、造福沿线各国人民、造福世界的大事业,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201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首次集中阐述“一带一路”建设应该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此后,针对国际社会关切和存在的疑虑,习近平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深入阐述这一原则。
  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双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他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坚持以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一带一路”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怀着友好交往的朴素愿望,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等多篇文献中,习近平同志用很大篇幅讲述了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此后两千多年来东西方交往的故事,阐明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道理。在中阿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场合,习近平同志多次提炼、概括、阐发丝绸之路精神,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一带一路”建设要取得实效,同样需要真抓实干、切实推进。怎样才能更好推进这项流传久远、泽被后代的伟业呢?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2016年4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2016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等场合,集中阐述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要求。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正确处理和统筹好各种关系。要统筹处理好登高望远与脚踏实地的关系,既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好方向和目标,又要有序推进,争取早期收获。要统筹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既要发挥政府把握方向、统筹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努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合作模式。
  对于统筹处理好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金融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关系等,习近平同志也都作了深刻阐述。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主动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人民日报 》( 2018年12月20日 06 版))

  6. 财政部:2019年1月1日起我国调整部分进出口关税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有关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指示精神,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为 积极扩大进口,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将对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包括新增对杂粕和部分药品生产原料实施零关税, 适当降低棉花滑准税和部分毛皮进口暂定税率,取消有关锰渣等4种固体废物的进口暂定税率,取消氯化亚砜、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电池单体的进口暂定税率,恢复 执行最惠国税率。继续对国内发展亟需的航空发动机、汽车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天然饲草、天然铀等资源性产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
  为适应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促进能源资源产业的结构调整、提质增效,自2019年1月1日起,对化肥、磷灰石、铁矿砂、矿渣、煤焦油、木浆等94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
  为 支持“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推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营造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外部条件,2019年我国对原产于23个国 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进一步降税的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澳大利亚、韩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 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对原产于香港、澳门的进口货物将全面实施零关税。随着最惠国税率的降低,相应调整亚太贸易协定项下的孟加拉和老 挝两国特惠税率。
  2019年7月1日起,我国还将对298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四步降税,同时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暂定税率作相应调整。
  上述调整有利于发挥好关税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职能,有利于统筹协调国内相关产业均衡发展,有利于推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成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的通知
海关总署:
  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行调整,现将《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印送你署,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附件: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18年12月22日

附件
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


  一、调整进口关税税率
  (一)最惠国税率。
  1.自2019年1月1日起对706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自2019年7月1日起,取消14项信息技术产品进口暂定税率,同时缩小1项进口暂定税率适用范围(见附1)。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表修正案》附表所列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第四次降税(见附2)。
  (二)关税配额税率。
  继续对小麦等8类商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税率不变。其中,对尿素、复合肥、磷酸氢铵3种化肥的关税配额税率继续实施1%的进口暂定税率。继续对配额外进口的一定数量棉花实施滑准税,并进行适当调整(见附3)。
  (三)协定税率。
  1.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除此前已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协定税率降税方案继续实施外,自2019年1月1日起,对我与新西兰、秘 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国家的协定税率进一步降低。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货物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自《协议》实施之日起,除内地在有关国际协议中作出特殊承诺的产品外,对原产于香港、澳门的产品全面实施零关税 (见附5)。
  2. 当最惠国税率低于或等于协定税率时,按相关协定的规定执行。
  (四)特惠税率。
  根据亚太贸易协定规定,对亚太贸易协定项下的特惠税率进一步降低(见附5)。
  二、出口关税税率
  自2019年1月1日起继续对铬铁等108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关税或实行出口暂定税率,税率维持不变,取消94项出口暂定税率(见附4)。
  以上方案,除另有规定外,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稿源: 财政部   2018-12-24转载自中国宁波网

  7. 中美磨合后将迎更平等双边关系新形态
  吴心伯可谓是中美关系学术界中青年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在学术上奋发有为,还活跃在中美外交的舞台上:1998 年,克林顿访华,在和他的对话中首次公开重申美国对台“三不”政策;从2007 年起,他与美国的葛小伟教授合作举办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迄今已举办了10 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年来吴心伯奔走在中美两地,积极组织学术交流,致力于加深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被媒体誉为“民间外交家”。在近距离观察美国的同时,吴心伯也在不断思考,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过渡期,虽然摩擦与分歧不可避免,但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相信,在经过博弈、探索、磨合之后,中美将迎来一个更加平等的关系,不断扩大合作,同时开展有节制的竞争,并努力管控分歧。
  澎湃新闻: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沪并与上海市民座谈,您是八位代表中唯一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在和您的对话中,克林顿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三不”政策,您能描绘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吴心伯:克林顿此次访华先去了西安、北京,到上海这一站时已经比较轻松、比较适应了。他在上海图书馆与市民代表座谈,是一次开放性活动,这种形式在我印象中还是第一次,总体气氛比较轻松和积极。
  我是现场唯一从事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代表。座谈开始后,克林顿先和教育、宗教、文艺等领域的代表作了交流,最后一个才问到我。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克林顿对我提问之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格给他递了一张小纸条,他看了条子后,对我瞟了一眼。我猜想可能是伯格提醒他接下来向我提问。接着,克林顿就问了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谈了我的观点后,他表示同意我的分析,然后就讲到台湾问题,讲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事后我了解到,克林顿是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飞机上决定要公开重申“三不”政策,这是他整个访华外交的一部分。实际上,他此前曾在私下里向中国做过类似的承诺,但中方希望他在访华期间在一个公开场合作相关表述。最后,克林顿按照中方要求,在上海公开发表了“三不”承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作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他访华之行取得了重大成功。
  澎湃新闻:据媒体报道,当时克林顿访华的随团人数达1200多人,是历来最多的。克林顿为何如此重视那次访华之行?
  吴心伯: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进行的,他在第一任期内没有访华。那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所以对中美双方来讲,对这次访问都有很高的期待。克林顿本人经过第一任期的一些摸索,逐渐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第二任期内把处理中美关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而且希望把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作为他个人的政治遗产。
  但美国国内当时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支持还不是很强有力,美国朝野有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那个时期,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所以克林顿一方面想利用这次访华,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让美国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国,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也确实希望通过访问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1998年克林顿访华的历史意义在于,奠定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框架。
  澎湃新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您也参加了他在上海与青年学生会谈的活动。您认为奥巴马的访华之行又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吴心伯:奥巴马访华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他在出任总统的第一年内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本身就凸显了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而他访华的主要目的,更大程度上是探索如何跟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即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应该怎么定位、应该设立一个怎样的关系框架。
  澎湃新闻:国家元首高访对中美关系发展有何作用?
  吴心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元首访问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一般来说,元首互访对双边关系有几个作用。其一是定基调,比如,到底是合作接触还是对抗竞争?两国领导人需要对双边关系的定位达成基本共识。其二是定框架,比如,我们是一个双边的关系,还是双边、地区、国际多边结合的关系。其三是定日程,比如,两国未来将在哪些领域着重开展合作。另外,通过高层访问可以推动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2013年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当时双方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新型两军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又如2015年习主席访美,在准备访问的过程中跟美方重点探讨了如何处理网络安全问题。
  澎湃新闻:特朗普时代,中美元首外交的风格与过去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
  吴心伯:特朗普比较另类,商人出身的他在担任总统之前,没有任何公职的经历。我觉得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缺乏宏观的战略眼光,不像前面几任领导人那样能够从战略高度、以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比如,奥巴马既看到了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多边领域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特朗普似乎比较狭隘。另外,特朗普个人风格中的交易性、功利性、投机性很强。他往往关心的是怎样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取得快速突破,让中国做出让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立场会不断变化,这就影响了领导人的诚信度。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一些重要表态和承诺,应该是有约束力的。但特朗普不太讲原则,今天是这样,明天又可能改过来。所以,与之前的几位美国总统相比,现在和特朗普打交道,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方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吴心伯:我们必须适应特朗普的风格。第一,由于他有投机性和功利性,对于他的某些话不能太当真,关键要看他的行动。第二,不管他怎么变,唯一不变的是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会进行利益的博弈,有交换、有妥协,也有竞争,甚至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对抗。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到了不得不打的时候,就必须打,否则一味让步的话,那就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澎湃新闻:“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从2007 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10届。您作为主要的推动者,和中美两国的青年外交官有很多交流,能否分享一下您的观察体会?
  吴心伯:组织“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主要是为两国年轻的外交官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他们平时公务接触的机会较多,但主要谈的都是官方层面的事情,没有机会进行更多非正式的交流,谈官方议程之外的事情。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以后会需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所以应该让年轻的外交官尽早熟悉对方,培养起互相交流对话的习惯和文化,是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么多年下来,我对中方参与对话的青年外交官的印象是:越来越自信,英文也越来越好,而且对业务也越来越熟悉。一开始对话,美方讲得多,中方比较沉默,主要是对美方问题的回应。但是到了第三第四次以后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往往中方会主导讨论。不管是表达方式,还是对问题的把握,中方都准备得很好,也确实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
  美方的外交官呢,其中有些人对中国还是有些偏见的,也不乏立场较为强硬的人,对官方立场抓得比较紧。但也有一些人比较灵活,比较务实,愿意参与非正式的交流,从个人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样的交流能起到什么作用?
  吴心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开会之外,大家有机会一起吃饭喝茶或参观游览,这时你会发现两国的青年外交官都很谈得来,大家很自然就聚到了一起,谈生活、谈爱好等很多职业之外的话题。这个时候你感觉不出谁是中国人,谁是美国人。所以,应该讲两国的年轻一代的确有许多共同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的对话就是要推动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为两国官方关系的发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个人关系基础。
  澎湃新闻:您经常参与、组织中美智库和学者交流互访活动,长期发挥着民间外交家的作用,您认为二轨对话、民间交流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吴心伯: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加深相互了解。官方交流渠道虽然有很多,但通常情况下参与者注重表述官方立场,交谈时不会谈得很深,也不会放得很开。相比之下,在二轨交流中,没有了官方身份,大家对很多问题可以深入探讨,这就使双方加深了互相了解,特别是对对方的一些政策背后的考虑,加深了理解。
  其次,通过二轨交流、加深了解以后,我们可以更好地提供资政服务,设计出能被采纳的政策建议,为务实推进政策的落实而集思广益。
  第三是帮助我们建立人脉关系。很多专家学者可能跟决策圈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有些人将来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主管相关政策。保持这样的人脉关系,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很有帮助。
  澎湃新闻:您和包括基辛格、卡特在内的许多政要、学者都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在老一辈政治家、战略家或学者中,有哪位是您觉得比较佩服的呢?
  吴心伯:卡特总统、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各自都有令我很佩服的地方。中美建交是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实现的,他在90岁那一年(2014年)曾访问复旦大学,当时他就说,从1979年到现在,东亚地区保持了一个大体和平的状态,中美关系的稳定功不可没。他能够从世界和平稳定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让我印象深刻。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是战略家。首先,我觉得他们在对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分析方面有非常高远的战略眼光,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不会拘泥于某个具体问题,不会过多局限于战术层面,而是能够运用宏观的眼光分析战略层面的问题。第二,他们确实有很强的洞察力,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一方面需要经验——两位都曾在政府任职,另一方面需要很强的学术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澎湃新闻:老一辈的战略家,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和把握对当下的中美关系是否还有启发意义?
  吴心伯:我们首先应该学习他们站在战略层面看待中美关系,不能把视线过分局限在当下发生的事情上。第二,我们也要学着从发展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美都在适应新环境,两国关系一直在变化。正如老前辈们所强调的,我们要学会审时度势,在不同的阶段相互调整、相互适应,这也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回顾过去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您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总体呈现怎样的趋势和特点?
  吴心伯:中美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是中美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过程,从最开始在战略层面上的接触合作,扩大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动交流。
  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到2008年,这是后冷战时代,中美重新定位双边关系框架。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美关系也获得了新基础,两国在经贸领域以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两大支柱。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以后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开始推行大国外交,中美关系也面临着重新定位、重建框架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但同时,竞争也在加剧。奥巴马时期,中美竞争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到了特朗普时期,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激化了,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
  从整体来看,中美关系在这40年间一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两国各自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的变化,以及各自外交战略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也在不断地探索如何扩大合作的空间。从冷战时期的战略合作到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国际事务、全球治理等等,合作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增长点。对于出现的新问题,两国也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管控分歧。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有哪些成功之处?
  吴心伯:我觉得成功的地方首先在于中美关系能够与时俱进。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应该讲中美关系这么多年来还是表现出了对国际大环境很强的适应能力。其次,发展中美关系还是要抓住共同利益这一点。在不同的阶段,两国的利益优先性会有变化,但是发展双边关系,一定要寻找共同利益,有了共同利益就能够合作,能够合作就能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两点,我觉得是中美关系发展40年来最成功的地方。
  澎湃新闻:最需要吸取的教训又有哪些?
  吴心伯:我觉得主要也有两点。第一是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比如,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如果美国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的波动。第二,我觉得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时候,还是要适当地和各自的国内政治区分开。国内政治的逻辑和国际政治的逻辑不一样。如果在考虑双边关系的时候,完全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那关系就处理不好,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少教训。
  2012年2月,吴心伯代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向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和平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所罗门赠送《上海影像》一书。
  澎湃新闻:您曾经与“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艾利森教授进行学术对话,您表示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能否具体分析一下有哪些不同之处?
  吴心伯:我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历史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现在是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很难爆发严重的、全面的军事冲突。这从二战以后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就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在经济等领域实现了高度相互依存,这也决定了两国不会走向全面冲突,因为利害关系太大了。第三,中国的崛起与过去很多大国的崛起不一样。中国并没有在东亚、西太平洋谋求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我们从没想过要把美国赶出去,把这一地区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过去的许多崛起的大国,比如日本,曾经就想在这一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崛起后也曾想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是“门罗主义”的真实意图。但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没有意图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澎湃新闻:美国有一批“鹰派”政客和学者对中国持较为警惕的态度,他们对中国崛起有哪些误解?
  吴心伯:我认为误解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担心中国想把美国赶出东亚和西太平洋,把这个地区变成中国主导的势力范围。二是担心中国想要取代美国的首要地位,比如到本世纪中叶全面赶超美国。三是担心中国想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我认为针对这些担忧和误解,我们需要明确阐述、反复强调我们的意图和立场。我们需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谋求一个合作开放的东亚地区,并不是要把美国赶走;中国的发展是基于自身的逻辑,并不是以取代某个国家为目标的;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获益者,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国际秩序能够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总体而言,要完全打消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实力在上升,但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很多具体政策来减轻美国的疑虑,这是可行的。
  澎湃新闻:您曾撰文指出,21世纪中美关系的范式很可能是以分享权力和领导地位为特征,您认为中美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共处?两国有哪些合作空间?
  吴心伯:我认为两国可以相互共处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从双边关系来看,两国经贸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尽管眼下有较大的贸易摩擦,但实际上两国谁都离不开谁,中美经济不可能真正实现脱钩。从地区层面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离不开中美紧密合作。从全球层面来看,两国也可以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许多全球治理问题上进行合作。尽管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但从长远来讲,美国还是会回归这个多边合作框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中美的合作。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维持对华力量优势是未来20至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未来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领域有哪些?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防范和管控措施?
  吴心伯:一个就是当下我们看到的经济领域的竞争。特朗普政府特别重视经济实力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就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持续上升,中美在经贸领域不可避免会有较为长期性的摩擦。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强调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的。把握好这点,经贸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处理。
  第二个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和外交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可能感到它在这个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和优势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所以两个大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事实上,奥巴马时期推出的“亚太再平衡”主要就是着眼于西太平洋,跟中国进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竞争。这方面,我觉得美国需要调整和适应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对中国而言,我们在不断拓展利益空间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克制和审慎,防止推进得太快太猛,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的反弹。
  第三个可能就是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中美两国可能在如何制定游戏规则、更好地反映各自的利益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擦,甚至是对抗。关键在于制定一个相对合理、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秩序,而不是仅仅反映某一方的关切。
  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美管控分歧、处理竞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在任何领域都适用,那就是: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任何问题的处理都要考虑到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大局。
  澎湃新闻:展望未来,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期许?
  吴心伯: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不可避免会出现分歧、摩擦、甚至对抗,双方通过博弈,探索新的共处之道。我相信,经过摸索调整阶段以后,未来的中美关系应该是一个更加平等的关系,会兼顾合作与竞争。比较理想的应该是以合作为主,不断扩大合作,开展有节制的竞争,有效管控分歧。今后的中美关系对整个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对全球治理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在经过一段磨合期后,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新形态,能够反映两国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也体现出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中摸索出的新经验和做法。来源:澎湃新闻2018.12.24.

  8.银行业对外开放危、机并存 本土银行将直面三大冲击
  随着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业对外开放得到有力保障。自今年4月份以来,银保监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落实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举措,目前已有多项外资银行、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获得批准。
  本土银行直面三大冲击
  “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金融开放的重要缩影。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金融产品种类,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倒逼国内银行在经营管理上更加注重自我提升,从而促进行业获利。”如是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葛寿净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未来开放程度的持续加大,对于本土银行来说,势必会面临新的挑战。
  葛寿净进一步解释称,首先,在业务方面,本土银行近年来在投行业务、金融衍生领域的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整体仍然是利息净收入占比最高,业务模式较为单一。外资银行引入,会促使本土银行更加积极谋求转型,创新产品与服务,拓展业务收入多元化;在交易结构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速,会使未来银行业务交易结构更加复杂,跨国别、跨市场等特点更加突出,这也考量着本土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事实上,作为我国所有金融行业类别中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充分的行业,银行业对外开放速度、幅度和深度自2017年以来不断提升。然而,这对我国现有的银行体系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除了对我国现有银行体系形成冲击、加剧行业竞争压力之外,更深层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本土银行经营理念、模式及规则这三方面的冲击。所以,不管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本土银行对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接轨及适应都显得越来越重要。
  基于此,吴琦建议,在金融业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的背景下,监管机构更应该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开放程度与监管能力相匹配。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包括交易商品、交易规则、市场交易厚度等,形成安全可控的金融系统。
  合资寿险持股比放宽
  安联保险或首吃“螃蟹”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银行业开放程度持续加大外,外资保险巨头抢滩中国市场更是频频获得政策松绑。
  具体来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合资寿险中的持股比例上限从原来的50%放宽至51%,且三年后不再对持股比例设限;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2018年年底前,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银保监会于今年11月25日发布消息称,批准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筹建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若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筹建顺利,其将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
  昨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银保监会批准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申请,显示出中国兑现“持续放开市场准入”的承诺,对进一步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及一致性。
  事实上,此前安联保险集团曾明确表示,十分看好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预计中国将继续引领全球保险市场的增长。
  而据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保险行业总资产17.78万亿元,净资产1.94万亿元,较年初分别增长6.16%和3.12%;资金运用余额15.7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84%。
  无论是从数据上还是各家境外金融机构对中国保险市场的表态来看,无疑不证明我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赵亚赟预计,在金融业尤其是保险行业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资保险机构对于中国市场的投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同时,也将倒逼我国保险机构提高管理水平特别是风险管理水平,积极开展业务创新,提高服务质量与投资水平。来源:证券日报 作者:杜雨萌2018.12.25.

  9.商务部:中美已做1月份面对面磋商的具体安排
  2018年12月28日来源:新华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7日表示,目前中美经贸团队始终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已经做了1月份面对面磋商的具体安排。
  针对有媒体问美方是否将于1月份来华经贸磋商,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便现在美方处在圣诞假期,但中美经贸团队始终保持了密切沟通,磋商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按计划如期推进。1月份除了继续保持密集的电话磋商以外,双方确实已经做了面对面磋商的具体安排。

  10.2019中国民营经济怎么走?中央这样定调
  定调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21日在京闭幕。在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民营经济占据重要位置。会议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再加码,着眼于民营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极具战略前瞻性地从市场建设和法治建设两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建立长效机制和优越发展平台。这对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指导价值,让中国民营经济在2019年能够更好轻装上阵。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民营经济工作的部署,可以看作是今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进一步延展与细化落实。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又正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税收、融资、营商环境和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举措,体现出党和政府对解决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难题的坚定信心,以及落实新举措、新政策的决心。这些举措所针对的都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思路、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力图给出“关键解”、“长效解”和“根本解”,并着重强调政策执行力的有效提升。
  在税收方面,着力更大规模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例如,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等都是重要方向。
  在融资方面,再次强调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建设性提出把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同时扩大金融市场准入,鼓励多渠道融资方式。
  在市场建设和营商环境方面,从“坚决破除民营企业发展障碍”这一强力表述中,可以看出政府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充足市场空间的决心。会议还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在法治建设方面,“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表态更是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下了“长效定心丸”。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民营企业座谈会还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释放了重磅利好信号。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有信心、有决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空间和环境,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随着各项支持举措的落实,广大民营企业家自身也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聚力前行,加强自我学习与提升,发挥老一辈民营企业家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拓展国际视野,持续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姚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海外网特约评论员)来源:新浪首页2018.12.24.

  11.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橡皮筋作出双反产业损害终裁
  2018-12-18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2018年12月1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橡皮筋(Rubber Bands)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终裁。在本次裁决中,5名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均投肯定票。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肯定性裁决,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自中国的橡皮筋颁布反倾销税令和反补贴税令。本案涉及美国协调关税税号4016.99.3510项下的产品和税号4016.99.6050项下的部分产品。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涉案企业不存在为规避肯定性终裁而大量出口涉案产品的紧急情况,因此将不对中国涉案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2018年2月21日,应美国橡胶联盟公司(Alliance Rubber Co.)于2018年1月30日提交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橡皮筋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2018年3月1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对进口自中国和泰国的橡皮筋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同时对进口自斯里兰卡的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否定性产业损害初裁。2018年7月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橡皮筋作出反补贴肯定性初裁,同时对进口自泰国的涉案产品作出反补贴否定性初裁。2018年8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泰国的橡皮筋作出反倾销肯定性初裁。2018年11月1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橡皮筋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自中国和泰国进口的涉案产品的进口总额约为490万美元和1210万美元。
  (编译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官网)
  (潘晓君编译)
  (文 璐校对)
  原文:https://www.usitc.gov/press_room/news_release/2018/er1214ll1047.htm

 

  12.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获政策“红利”
  今年11月份,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好跨境电商监管过渡期后政策衔接,《关于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三份重磅文件相继出台,进口跨境电商再迎实质性利好。
  政策红利梯次释放
  对于商务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表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不仅对于中国,从全球范围内来说也是个新业态、新课题,对于这种新业态、新模式实施有效监管,实际上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李成钢说,《通知》是对现有监管安排的延续和创新,是在经历了几次过渡期政策安排之后,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相对定型。
  财政部关税司司长冯晋平也表示,政策的调整是对2016年出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的延续和完善,是扩大开放、更大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政策实施后,将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新业态的健康发展,促进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和新动能成长;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有利于增加境外优质消费品的进口,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宁波新东方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秋城指出,《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从明年1月1日起,延续实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现行监管政策,这是跨境电商进口监管过渡政策的第三次延迟,本质上是对跨境进口业务的又一次推动和促进,是重大利好。通过这样的政策延迟,国内的跨境零售进口需求会更加旺盛,国内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在境内买到海外优质商品。
  洋码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曾碧波也认为,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热衷于购买海外优质商品。为了满足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过去三年来,政府密集出台相关监管政策,不断优化跨境电商经营环境。对跨境电商从业者来说,意味着政府对行业的鼓励和认可,且在未来几年内政策红利也有望持续释放。
  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年度交易限值由每人每年20000元提高至26000元,单次交易限值提高至5000元;在《关于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中,将部分近年来消费需求比较旺盛的商品纳入到清单商品范围内,增加了葡萄汽酒、麦芽酿造的啤酒、健身器材等63个税目商品。政策利好让企业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仅靠政策红利还不够,“打铁还需自身硬”,未来只有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的进口跨境电商才能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网易考拉首席执行官张蕾认为,跨境电商业务发展利好政策的落地,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度及商品范围的扩大,有利于满足消费升级需求,进一步促进消费者在轻奢、电器、美妆等单价较高类目的跨境进口消费。”随着政策的调整,张蕾表示,网易考拉也正在积极研究调整后的商品清单,力求满足消费者需求。
  朱秋城表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种类的扩容,是国家针对跨境电商进口发展实践而作出的调整,不仅符合跨境进口商品实际,而且能起到真正促进跨境进口电商健康发展的作用。
  朱秋城说,在世界经济趋于乏力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清单扩容和消费额度提升,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提升经济增长,促进国内消费升级,满足人民对于美好事物的消费追求。而从长远来看,也只有可以提供高品质、优质客户体验的跨境进口电商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曹磊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监管模式和措施继续完善,对质量的监管和把控也会加强。
  “进口跨境电商依靠削减中间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成本,更好地迎合了国内消费者对于更高性价比产品的需求,因此发展迅猛,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曹磊指出,跨境进口电商未来需向中高端市场发展,多种物流形式结合以应对形势的变化,行业龙头企业则应该进一步加强自身供应链管理,发挥资金运营优势,从而带动整个行业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信息来源:国际商报2018.12.13.

 

  13.警惕!技术限制成保护主义新内核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波澜起伏,全球瞩目。相伴其间,部分发达国家对华技术限制有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势必对中国技术升级、产业转型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近一年间,美国通过确定国家安全战略导向、贸易调查、加征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收紧留学生签证等方式,加大对华技术特别是战略性新兴技术的限制,手段之多样性甚至超出对华贸易摩擦。2017年12月,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威胁,声称“中国等竞争对手每年都在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或使用大致合法的方式获取技术以填补能力空白并侵蚀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从战略安全层面为后续攻击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定调。2018年3月,美国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指责中国强制美资企业转让技术、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技术转让的溢价能力、指导企业系统性地赴美开展并购以获得前沿技术、支持非法网络入侵窃取美国商业技术等情报。301调查主要聚焦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技术创新的措施和政策,但也成为后续美方对华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的依据和口实。6月,美国国务院签证局开始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将部分STEM专业学生签证的有效期从5年缩短为1年。7月起,美国对中国输美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商品清单涵盖了“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品,通过贸易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意图明显。8月,美国商务部将中国8家研究机构及其36个下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主体名单,要求这些机构从美国进口《出口管制条例》列明的终端产品,必须获得额外的许可且审查委员会对许可的审查将适用否定推定原则。当月,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了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一部分的《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扩大了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的技术领域和交易方式范围,提议盟友建立外资安全审查的协调机制,并要求审查机构定期报告中国投资的情况。11月,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发布了受管制新兴技术名录的征求意见通告,将生物、人工智能、微处理、高级计算机、量子通信等技术纳入管制范围,旨在通过限制新兴技术出口以维护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美方屡屡出台措施的影响下,2018年11月欧盟理事会就建立外资审查框架达成临时协定,建立欧盟层面的信息合作及预警机制,对涉及欧盟利益的外国投资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施加压力。
  在新技术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异军突起,将改变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动摇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部分发达国家对华实施的技术限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国防军事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技术领域,逐渐向商业和民用技术领域扩展,特别在新兴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这种趋势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根源。一是美国军事技术和装备供应体系更加开放。自上世纪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减少了对军用技术的投入,打开了相对封闭的国防生产和供应体系,大量私营企业开始从事国防装备的研发生产,并成为军队和安全部门供应商。一些商业企业虽然并未直接向军工系统供应终端装备,却参与了上游的技术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一旦这些商业企业被外国企业收购或开展跨国技术合作,就可能间接将外国企业引入美国的国防生产体系。二是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边界更加模糊。早年,互联网、航天等先进技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而后逐扩散到民用领域,这种技术转移趋势或正出现逆转。随着基础技术研究、创业投融资、技术商业转化等环节的逐步完善,发达国家商业技术开发体系日臻成熟,一些美国民用企业开始引领生物、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并通过参与国防项目将技术应用于国防安全领域。在这样一个时代,很难明确区分哪些技术是民用技术,哪些是国防技术。三是技术进步是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动力。尽管美方将中美间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质是由两国产业结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以及统计方式等因素造成的,此外,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当前,部分发达国家收紧对华商用技术限制,部分也是出于抑制中国科技创新、延缓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
  与贸易摩擦相比,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更难以通过磋商来化解,因为贸易可通过互惠安排实现平衡,但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根本趋势将削弱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触动其核心利益。在当前发达国家加紧设置技术流动障碍的局势下,对外,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深化国际技术交流,支持高校及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全球科学领域学术合作,优化科研环境,吸引全球科技杰出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支持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全球科技成果交易,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境技术研发合作;对内,应实事求是地评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充分认识技术追赶的长期性,摒弃急功近利心态,建立长远导向的战略性科技发展理念,深化国内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尊重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公平、公开、公正的绩效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强化对个人、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更加灵活有效的激励制度。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学者王是业)信息来源:国际商报2018.12.26.

 

  14.从美国原产地规则看USMCA之“毒丸”
  前不久达成的“美墨加协定”(USMCA)因所谓“毒丸条款”,引致舆论的一片哗然。USMCA协定中第32.10款中规定,协议中任一缔约国若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的,应当提前3个月通知其他缔约国,并至少在正式缔约之日起30日前,将拟签订的自贸协定全部文本提交其他缔约方审阅。若该缔约国正式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则其他缔约国可自该等自贸协定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选择终止与该缔约国的自贸协定,将原三方自贸协定转化为另两个缔约国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
  金杜律师事务所海关与贸易合规业务负责人王峰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该条款是为中国量身定制,可比之为公司并购中用以对抗恶意收购的“毒丸”条款。“大家都知道,在公司并购中,被并购方通过设立‘毒丸’条款,以摊薄股权、大量增加负债等手段,增大收购方的收购成本,从而导致其无法达到获取公司控制权的目的。”王峰解释说,自贸协定中加入“毒丸”条款矛头所向,还要从美国的原产地规则体系说起。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纵深,美国在原产地规则适用上也开始频频对中国发难。如果说USMCA中的“毒丸”条款是公然阻挠中国与他国订立自贸协定,切断中国产品由此进入美国市场的“暗箭”,那么在9月14日美国海关新公布的一则原产地裁定则不啻为直接针对通过供应链安排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的“明枪”。
  在王峰看来,前述这起案件原产地针对的货物是在墨西哥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直流电机,对应的商品编码为8501.10.40。产品系由中国原产的三个组件组装而成,而这三个组件的税目均为8504。根据NAFTA的原产地规则,最终生产出的直流电机完全符合第401条附录所称的税则改变原则,应当被视为北美自贸区原产货物。但是,美国海关却认为,“由于相关商品可能受301调查的规制,因此NAFTA的原产地规则在此仅适用于原产地标记,还需另行进行实质性改变测试以判断其原产地”。
  最终,美国海关以在墨西哥的组装不足以构成实质性改变为由,对产品开出了双重原产地认定:在原产地标记上,根据NAFTA规则,产品应标记为“墨西哥制造”;从适用税率上,由于产品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应按中国原产缴纳25%的惩罚性关税。
  “这样的操作,显然完全有悖于传统原产地规则中优惠原产地用于确定税率,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用于原产地标识的惯例。而且,显而易见,既然在对含有中国成分的产品的原产地认定中,美国海关可以将NAFTA的原产地规则弃之于不顾,那么当类似商品通过其他自贸协定或一般最惠国进入到美国时,美国海关采取类似美国商务部在贸易救济领域中那般的实质性改变标准来确定原产地,也未尝不可能。”王峰指出。
  早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肇始,不少人就意识到供应链的优化对贸易争端的应对至关重要,而原产地又是整个供应链安排的核心。“但相对于美国在原产地规则运用上的经验,在中国,对于原产地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内,相比归类和审价方面的海关质疑和后续稽查,关于原产地方面的调查仍属空白,而对不少国内企业而言,原产地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证书,对背后的逻辑一无所知。”王峰指出,“在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尤其是美国已经主动通过原产地和供应链发难的情况下,早做准备,才能有备无患。”信息来源:国际商报2015.11.21.

 

  15.G20峰会宣言:呼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电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12月1日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题达成共识。
  为期两天的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闭幕,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世贸组织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达成共识。
  宣言还承认,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各国增长欠缺均衡,下行风险犹存。宣言关注贸易问题,并重申运用所有政策工具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均衡和包容性增长,通过对话和行动增强信心、抵御风险。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在峰会闭幕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G20领导人峰会机制启动10年后,已成为一个“对话与合作的共同空间”。作为此次G20领导人峰会的主席国,阿根廷的责任就是促使各方“达成共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协商达成协议。
  马克里同时强调贸易和开放的重要性。他还呼吁“每一个人”都继续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以“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为主题,主要讨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今年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10周年。G20成立于1999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开始举行领导人峰会,并于当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峰会。
  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将于2019年在日本大阪举行。
  信息来源:新华社2018-12-04

 

  16.欧盟建立外国投资审查机制
  当地时间11月20日,欧盟提出了设立对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的制度草案,以保护欧洲的重要产业。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是奥地利,其经济部长Margarete Schramboeck表示:“我们要保护科技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安全。”信息来源:财新网2018-11-23

  17.肯尼亚建立专业协会促进皮革制造业发展
  肯《商业日报》近日报道,肯设立肯尼亚皮革尖端协会,旨在推动皮革制造业投资,同时为肯尼亚品牌产品寻求出口市场。
  该协会秘书Beatrice Mwasi女士表示,肯尼亚有足够的牲畜供应整个皮革生产部门,但是需要将半加工的皮革出口转变为成品出口,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建立更多的企业。目前,肯尼亚整个皮革价值链已被激活,其目的是支持皮革的商业化生产。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2018-11-23

 

  18.美国发布转基因食品标签最终法规
  2018年12月20日,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转基因食品(GMO)标签最终法规《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公开标准》,称如果没有检出“转基因物质”,则不会要求对转基因作物所产高度精练成分进行强制性标示。
  该法规规定了新的国家强制性生物工程(BE)食品公开标准(NBFDS或标准)。该新标准要求食品生产厂、进口商、其它单位如对零售食品加施标签,则应公开有关BE食品和BE食品成分信息。该法规目的是向消费者就BE食品情况提供强制性国家统一标准所要求公开的信息。
  该法规实施日期为2020年1月1日,延长实施日期(针对小型食品食品生产厂)为2021年1月1日,自愿符合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强制性符合日期为2022年1月1日。
  更多详情参见:https://s3.amazonaws.com/public-inspection.federalregister.gov/2018-27283.pdf  来源:海关总署  2018.12.26.

 

  19.三星电子在7纳米EUV中赢得IBM订单
  韩联社12月21日报道,三星电子在收获高通作为客户后,率先推出7nm极紫外光刻技术(EUV),并在今天宣布扩大战略合作关系,三星将用该技术为IBM代工Power处理器。
  根据双方的合作信息,IBM将使用三星的7nm EUV工艺生产未来的Power处理器及其他HPC产品,该工艺今年10月份才量产,三星表示该技术可以是整个半导体制造过程更加简单,封装更加便捷,既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又可以实现40%面积能效提升、性能增加20%、功耗降低50%目标。
  对三星来说,由于台积电几乎垄断了所有7nm工艺订单,在收获了高通作为客户后,现在又获得IBM这个大客户对他们扩展代工业务至关重要,而与IBM的合作也会成为三星7nm EUV工艺的广告宣传,抢占更多的订单。文章来源: 韩联社2018.12.24.

  20.商务知识---实时物流战略
  实时物流战略是最新产生的一种物流理念,作为供应链关联节点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无论是外部客户对实时目标的追求,还是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内部发展的要求,都使得实时物流战略成为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必然选择。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实施实时物流战略有这五方面的要求,那就是: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无缝化和协同化。实时物流战略是伴随物流经营理念、物流运作实践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最新产生的一种物流理念,它强调的是使用最新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技术来积极地消除物流业务流程中的管理与执行的延迟,从而提高企业整个物流系统的反应速度与竞争力,提升物流企业服务水平。来源:商务部手机报2018.12.25.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1.7.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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